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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南社会科学》2019年第4期摘要

时间:2019/8/21 17:18:10|点击数:

  “一带一路”建设与菲律宾“大建特建”规划——对“债务陷阱论”的反驳

  李金明

  摘要:菲律宾独特的地理位置,使之成为“一带一路”倡议中的天然伙伴。杜特尔特总统提出的“大建特建”规划,正好与“一带一路”倡议中的“21 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对接。中国对菲律宾的大规模基础设施建设予以各种资助,但是这些资助却遭到西方媒体与菲律宾国内反对派政客的攻击,他们提出所谓的“中国债务陷阱”,警告菲政府提防中方设下的“陷阱”。其实,所谓的“债务陷阱”是个不存在的伪命题,只不过是造谣者为破坏中菲关系而使出的一种伎俩。

  时代之问与伦理之思——论伦理学的出场方式与嵌入方式

  晏 辉

  摘要:伦理学的出场和嵌入方式取决于伦理学把握生活世界的方式及其学科使命。它起于对现实伦理问题的提问和追问,中介于对伦理问题的慎思而达于对问题的解决。当代生活世界呈现给伦理学的问题是:问题的重叠性、德性的差异性、规范的多样性和实践的复杂性。伦理学要基于对于伦理问题的基础性、根本性和全局性的沉思,指明伦理问题的广度、深度和力度,试图从德性论、规范论和实践论三个层次提出一种可能的解决方案。

  康德的“敬重悖论”及其解决:基于当代道德心理学的视角

  黄素珍

  摘要:根据对康德实践哲学的一个传统解释,康德对道德的本质作出一个过于严格的承诺:道德法则对所有理性存在者都是普遍的、不偏不倚的,对道德法则的遵循是出于不掺杂任何个人感性因素的纯粹意志动机,情感因其属于感性领域而被排除在道德考量之外。但这个结论对康德的道德心理采取了简单化、扁平化的解释,实际上,康德对“敬重”这种特殊情感的重视贯穿了他整个道德论述,并将其确立为道德义务唯一有效的主观动机或执行道德义务的感性条件。但在康德的道德理性主义框架内,敬重概念似乎呈现出某种“悖论性”:它不同于“病理性的情感,是一种自我激发的、自主的道德情感。基于当代道德心理学对认知机制和情感机制的研究,“敬重”表面上的概念悖论实际上显示了人们一些复杂的道德情感并非单纯的认知性的,也非纯然受直接的情感所推动,而是整合这两者,并可以在规范性和经验性上得到有效的辩护。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政治伦理精神流变

  潘 坤 王智垚

  摘要: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70 年来,各种人类命运共同体构建方案历经重大变迁。中国始终在坚持以全世界人民为中心的整体性发展的政治伦理精神主线上,紧扣时代主题变化和不同时期的国际国内矛盾演变,在制度伦理精神、交往伦理精神与生态伦理精神等各个维度不断流变,不断寻求最为合理的人类命运共同体构建方案。70 年的历史发展表明,“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不是无本之木和无源之水,而是经由代代接力完善发展而成的,对全新的人类政治伦理文明累积贡献出的中国经验与中国智慧。

  中国共产党富强思想深化演进的“变”与“不变”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70 年来富强思想发展的基本经验

  周自豪

  摘要: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70 年来,中国共产党带领全国人民走出了一条以人民为中心、与世界共发展的富强之路。富强思想的深化演进既呈现出阶段性重心转移的特征,又存在始终不变的统一本质。 “变”体现在建设重心从“强国”到“富民”,再到“全面富强”的深化演进,是中国共产党对马克思主义透彻感悟基础上社会主义实践的持续推进,也是基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不同发展阶段以及国际国内环境理性分析而形成的根本性观念变革。“不变”体现在始终贯穿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全过程的“共同富裕”“以人民为中心”以及“坚持马克思主义全面发展”的价值诉求和政治主张,它们不会因阶段性任务的转移而弱化。面对时代提出的新挑战、世界变革带来的新风险和新矛盾,只有精准把握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富强思想的深层内涵,秉承“不变”的价值取向,以求“变”的科学态度见招拆招,才能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富强道路上走得更加稳健、更加扎实。

  历史政治学视角下的血缘道德王国——以周王朝的政治理想与悖论为例

  徐 勇 杨海龙

  摘要:人类文明起点相同,路径不一。西方文明路径的重要特点是空间的位移,文明和国家形态不断在炸毁的“废墟”和开拓的“空地”上建立。中国文明进程的重要特点是长时间的延续。文明和国家形态不是在“废墟”和“空地”上建立,而是在同一空间里自我演进。以血缘关系为基础的氏族社会构成国家诞生的母体,并对未来的国家造型和演进产生重大影响。中国的周朝是直接从血缘母体脱胎而来的原生国家。她承继了长期历史延续的血缘氏族道德,又按照血缘道德理想型塑国家形态。周人第一次产生了政治自觉,尽管其理想图景带有相当的乌托邦色彩,但反映了幼年国家的童真,其价值至今仍然放射出理想的光芒,其基因缺陷为后世所克服。考察周王朝政治形态,对于发现中国文明和国家的原生形态和演进特性具有重要价值。

  因税而治:区域性国家治理的机理——以区域村庄形态调查为依据

  陈军亚

  摘要:国家因税而生,因税而治。赋税是衡量政权对基层社会影响力和控制力的重要指标。从赋税的角度观察国家,国家权力在县以下的活动十分清晰,但其介入程度和治理方式具有明显的地区差异:在国家疆域的边缘及赋税可获得程度较低地区,国家呈现“浅度介入”与“悬浮治理”的特征;在中部赋税供给能力较高地区,国家政权在基层社会的活动具有更大的“延伸性”;在国家经济发展水平较高的江南地区,国家对基层社会具有强大的控制和渗透能力,且与基层社会呈现“互动式治理”。以赋税作为国家治理的特征变量,国家权力在不同区域的差异化形态,呈现“因税而治”的国家治理逻辑。

  公共责任制:河长制产生与发展的历史逻辑

  郝亚光

  摘要:治水即治国。在中国双层治水体系下,除了中央集中治水和基层自愿联合治水的两极类型,还有大量区域性的地方长官治水。与中央非常态性集中治水不同,地方主官治水是政府执行公共职能的日常行为。从政府治水公共职能的产生与演进看,河长治水有其内生性、必要性和正当性。在中国,水资源的公共性由“官”来体现,官就是“公意”的体现。公意若得到较好地执行,需要公意的控制,“控制”便是“公共责任制”。现代河长制之所以在较短时间内凸显成效,根本原因是以政治责任、行政责任、法律责任和专业责任为主导的复合性公共责任体系功能的发挥。可以说“公共责任制”,既深刻展示着中国长期以来河长治水的历史逻辑,又充分诠释治水实践中“政府本位”的中国逻辑。

  国内外村落衰退研究的进展及启示

  时慧娜 许家伟

  摘要:城市化快速推进带来乡村聚落的急剧变迁。同关注城市发展相比,村落研究尤其是村落衰退研究较为薄弱。对国内外村落衰退相关研究进行梳理后发现,人口外迁、经济凋敝、就业机会缺乏、社会功能弱化是衰退村落的共同特征,交通可达性、公共服务可获得性、自然地理环境恶化、产业匮乏是引起村落衰退的主要诱因。村落衰退的理论研究主要包括为乡村韧性理论、人口减少的自我强化效应、村落共同体边界理论。这些成果对于中国如何回应乡村聚落的更新和衰退,以适应新时期人地关系的变化,具有重要的理论启示和现实意义。

  “大国小农”下云南农村改革的困境与出路

  陈晓未

  摘要:在“大国小农”的基本国情下,经历四十年的农村改革,全国小农户的发展现状和特征发生了巨大变化。值得关注的是,云南小农户呈现出了与全国迥然不同的特征和变化趋势,云南深化农村改革陷入了四重困境:一是工业化带不动农业现代化;二是小农户与现代农业难以有效对接;三是农民收入结构调整异常缓慢;四是农业弱质低效。云南农村改革要走出这种困境,就应加快三产融合发展,促进大量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加快城镇化步伐,提升城乡融合水平;质量兴农,促进农业提质增效,尤其要完善社会化服务体系,促进农业绿色化和特色化、农业品质化和品牌化发展。

  农民组织化的反贫困效应研究

  拜 茹

  摘要:对全国 10 个省份的农民进行的调查表明,进入 21 世纪以来,农民的组织化有了快速的发展,但组织化总体水平仍然较低;农民组织化有显著的反贫困效应,但这种效应主要来自农民的组织参与广度,而不是组织参与深度;农民组织参与广度对农民贫困的影响,主要来自经济组织参与广度,而不是政治组织和社会组织参与广度。不同性别、年龄、教育年限、健康状况、所在地区以及村民互动情况的农民贫困概率,均有显著差异。因此,有效治理农民贫困问题,应大力推进农民的组织化,而着力点应该放在各种专业经济组织;农村扶贫的重点人群是女性、30-59 岁、健康状况较差、西部地区和互动情况较差地区的农民。

  以人口城镇化破解“空间贫困陷阱”——一个城乡联动的减贫新思路与制度创新

  张耀宇 沙 勇 周翼虎

  摘要:目前中国的贫困问题呈现出了“空间贫困陷阱”的特征,贫困人口集中居住于地理环境恶劣地区。由于宏观上的地理环境约束极难克服,所以导致这类地区的贫困治理成本高而效率相对低。有鉴于此,应转变治理思路,考虑结合“新型城镇化”发展战略,合理推动贫困地区的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使贫困人口跳出“空间贫困陷阱”,实现自我发展,从而釜底抽薪地化解资源环境恶劣地区的贫困问题。在具体的制度设计中,基于中国土地制度与人口城镇化二者之间的紧密关系,依托“脱贫攻坚”阶段国家给出的特殊土地扶贫政策,探索构建以土地为纽带、旨在推动贫困地区人口迁出与市民化的“人地钱”挂钩,实现“脱贫攻坚”与“新型城镇化”两大目标的统筹联动、彼此促进,从而形成更为宏观多元的农村贫困治理政策体系。

  “舞台真实”理论在民族旅游文化保护策略中的运用误区

  ——基于对“前台、帷幕、后台”开发模式的反思

  谢冰雪 胡旭艳

  摘要:文化保护和经济发展一直是民族地区旅游开发的两大主要目标,“前台、帷幕、后台”开发模式借鉴马康纳的“舞台真实”理论,通过对区域的划分、差别化发展旅游经济,从而达到经济与文化平衡的目的。但是,四川王朗白马生态旅游区的发展现状却表明,“前台”“后台”等区域定位未能完全正确反映“舞台真实”理论的内涵,且仅从“舞台真实”理论角度出发来认识文化展演、文化商品化等现象,容易放大旅游开发与民族文化之间的矛盾。因此,要协调民族旅游中的经济功能与文化功能,不仅不能将其进行人为的隔离,而且应在利用民族文化经济价值的同时,更注重其文化的表达和实践。

  中缅边境地区跨国外劳生存现状的空间研究

  ——基于云南省瑞丽市红木家具业的调查

  唐婷婷

  摘要:目前,中缅边境地区云南瑞丽市红木家具行业中有一定数量的缅籍劳工,该群体存在一定的面对合法性身份的逃避和缝隙空间挪用的现象。在他们与各空间内、外的互动和适应中,一方面群体的主体身份认同意识被不断增强,另一方面异国空间之下的群体生存空间也由此得以建构。缅籍劳工群体空间位置关系的变化和缝隙空间的主体意识显现,在很大程度上表征或预示了该群体“趋稳”的心理诉求。因此,应该通过国家不断加强两国劳动力跨境流动的相关合法性制度建设与落实,使其心理诉求与合法性身份相匹配,可以更好地实现跨境民族地区社会的和谐、稳定、繁荣,使两国边民世代“胞波”情谊在 “一带一路”倡议的实践中不断延伸。

  云南“直过民族”聚居区贫困人口能力提升机制研究

  宋 媛 张源洁 胡 晶

  摘要:云南“直过民族”聚居区贫困人口教育素质、健康素质低下和劳动技能较弱,能力贫困现象突出,已成为脱贫攻坚重点难点问题。目前,这部分地区的教育扶贫机制未实现全覆盖,贫困人口和社会组织参与机制不完善,资源配置机制不健全,资源整合机制有效性不足等机制性障碍,严重制约着云南“直过民族”聚居区贫困人口能力提升,影响了精准扶贫的有效推进。为此,建议在云南“直过民族”聚居区脱贫攻坚中,加快完善教育扶贫机制,建立健全贫困人口利益表达机制和参与机制、创新能力提升的扶贫资源统筹整合机制,着力完善非政府组织的参与机制,探索建立人力资本投资的长效机制。

  论优先购买权中的通知义务

  戴孟勇

  摘要:通知义务在优先购买权制度中具有重要地位。通知义务的义务人一般是出卖人。通知义务性质上属于附随义务。出卖人违反通知义务,不仅会使优先购买权的除斥期间不开始计算,还会导致损害赔偿责任。关于通知义务的产生时间,存在着事前通知模式和事后通知模式两种立法例,不同模式下通知义务的内容也不尽相同。如果法律没有规定、当事人亦未约定通知的形式,应当适用形式自由原则。中国未来民法典应当在各类法定优先购买权中统一采纳事后通知模式。

  智能合约的私法挑战与应对思考

  王 潺 杨辉旭

  摘要:基于区块链的智能合约对代码自治领域的私法存在的必要性与可能性提出了挑战。去中心化结构的不可追溯、不可修改、不可救济与自执行性,表面上是对法之权威的蔑视、对法之主权的挑衅,实则是以颠覆性的方式对法之信仰的坚持,对法之原则的恪守及对法之功能的维护。法应社会需求而生,私法对智能合约应当抱持开放与包容的态度,积极回应科技对传统法律思维的挑战,根据其物理与逻辑结构的分布特点,采用灵活与创新的应对策略将其纳入法域的视野。

  预防环境风险向政治风险转化的路径分析

  ——以公众环境风险感知为视角

  齐伟男

  摘要:公众环境风险感知是环境风险转化为政治风险的关键中介机制,包括环境风险的感知偏差机制和传播放大机制。从公众环境风险感知影响因素的视角对预防环境风险向政治风险转化的路径进行分析、研究,结果表明:总体上环境关心促进环境风险感知,系统信任降低环境风险感知,利益损失增加环境风险感知,环境知识与环境风险感知呈倒“U”型关系。因此,应采取如下对策:强化环境治理,减小环境风险;提升环境关心,增加环保行为;构建系统信任,减小风险感知;强调利益关联,减少利益损害;促进环保教育,增加环境知识;推进政策营销,及时披露风险;培育社会组织,规范公众参与;建立协商途径,多元协商治理。

  中缅跨境流动人口治理研究——基于“产教融合”的视角

  冯 婕 刘寒雁 吴剑明

  摘要:“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共同繁荣离不开产业合作、技术合作和人才合作,三者的联动、协同、交融,是建设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重要内容。将产教融合上升为共赢发展重要内容,统筹推进人口治理和人力资源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是推进中缅经济走廊建设区域社会融合与经济发展相协调的重要举措。在中缅经济走廊规划蓝图上,以中缅边境经济合作区和跨境经济合作区建设为支点,以跨境流动人口治理为抓手,促进产能、技术、劳动力等互补性要素资源合理流动与增值重组,形成“一带一路”经济走廊建设示范,对于巩固并深化中缅共同利益、凝聚区域共同体意识具有极其深远的意义。

  智能化时代传统产业因应新业态的经营管理方式更新研究

  武 赫

  摘要:智能化时代,传统产业在生产、流通和消费各环节都发生了革命性的变化,诸多新业态与传统经营管理模式之间的冲突越发明显,需要顺应新形势适时推进经营管理方式的更新。因此,立足传统产业智能化背景下的新业态,对生产组织方式、人力资源管理、财务成本核算以及其他经营管理内容进行信息化、智能化和数字化的整合优化,是传统产业求得生存和发展的必然选择。

  低碳城市建设与产业转型升级的对接研究

  耿世刚 孟卫东 尹 凡

  摘要:面对严峻的经济形势和环境污染,推进低碳城市建设与产业转型升级是当前迫切需要完成的任务。低碳城市建设与产业转型升级虽然属于两个不同的领域,但二者之间存在着密切关联。要多方协调推进,多措并举,努力实现二者的对接,形成互促共进的良好局面,取得一举两得之成效。

  基于 Taylor 效应的中美汇率传递效应实证分析

  郭树华 赵 晨 杨 铖

  摘要:随着中国汇率制度改革及利率市场化推进,汇率市场与商品市场、货币市场、虚拟经济的联动关系日益显著。从Taylor效应出发运用ARDL模型着重分析不同通货膨胀环境下汇率和价格的传递效应,长期内,高通货膨胀下传递效应为反方向传递且系数较高,传递效应较明显;低通货膨胀下传递效应为正向,但传递系数较小,传递效应较低。短期内,通货膨胀因素对于传递效应影响较小,且传递系数较小,传递效应不明显。不同通胀环境条件下的传递渠道也同样证实这个结论。中国在推进汇率制度改革的同时应该健全国内市场机制,有效控制通货膨胀,减少外部经济波动对中国的冲击。

  网络青年“卖丧信佛”的符号狂欢与亚文化景观审视

  余天威

  摘要:由“葛优躺”、手持莲花“无欲图”引发的网络青年“卖丧信佛”,首先呈现的便是语言、话语、消费的多维符号狂欢。这种狂欢媒体在讨论的热度虽然已经逐渐退潮,但其以“小确丧”的角色扮演,演绎出一种新的亚文化景观,潜藏的话语对抗与争夺,以及难逃同构与收编的命运,均彰显出其网络亚文化的本质。对于“卖丧信佛”的网络亚文化景观,不可直接否认其对社会发展的正面价值,但是,其潜藏的社会危害,尤其是对青年健康成长、主流文化繁荣发展的负面影响,必须引起人们的高度重视。

  网络民间文学:民间文学的当代继承与发展

  高艳芳

  摘要:互联网的深入发展和迅速普及,使“数字化”成为当下民众的一种生活方式。这种生活方式的形成,促成了“网络民俗文化生态”及与之对应的“网络民间文学”的生成。“网络民间文学”是民间文学的当代继承与发展,其所具有的传承性决定了它对传统民间文学基本特征的坚守;活态性决定了这种坚守绝非全盘照搬的继承,而是一种发展性的继承;网络性则诱发了革命性的新变。“网络民间文学”展现了民众当下的鲜活生活,赋予了民间文学新的表达内容和传达方式,重申并充分展现了民俗学、民间文学的“当代性”特征。

  从“亚文化”到“后亚文化”:青年亚文化研究范式的嬗变与转换

  闫翠娟

  摘要:作为伯明翰学派亚文化研究对立面姿态出现的后亚文化研究,通过对伯明翰学派亚文化研究的多重批判,重新构建了亚文化研究的新视野、新语汇和新文化观。后亚文化研究强调青年亚文化的流动性、多变性、混杂性,高扬媒介在青年亚文化形成发展中的正向功用,注重从消费逻辑中探寻青年亚文化所包含的娱乐性和自我身份认同。然而,后亚文化研究在构建一个能精准描述和解释后现代青年亚文化图景的理论框架方面依然任重道远。从伯明翰亚文化理论与后亚文化理论二元对立的牢笼中跳脱出来,兼收并蓄地引入更多的理论解释工具,是亚文化研究发展完善的合适出路。

来源/作者:《云南社会科学》编辑部/谢雨佟 责任编辑:沈宗涛